江文通

见《恨赋》作者介绍。

杂体诗三十首

江淹《杂体诗》三十首前有序（“李善注”本仅录片断，“六臣注”本全录），略谓云：“夫楚谣汉风，既非一骨；魏制晋造，固亦二体……世之诸贤，各滞所迷，莫不论甘而忌辛，好丹而非素，岂所谓通方广恕，好远兼爱者哉……又贵远贱近，人之常情，重耳轻目，俗之恒弊……然五言之兴，谅非夐古，但关西邺下，既已罕同；河外江南，颇为异法。故玄黄经纬之辨，金碧浮沉之殊，仆以为亦合其美并善而已。今作三十首诗，学其文体，虽不足品藻渊流，庶亦无乖商榷云尔。”此序揭示江淹拟诗之旨，并非品藻前人五言制作，而在于显现其各含其美并善而已。这一点似为张溥所识见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》中说：“文通杂体三十首，体貌前哲，欲兼关西、邺下、河外、江南总制众善。”若从“史”的角度看，江淹所拟的三十人，可大概自汉至于刘宋明帝时五言诗的主要诗人，他意欲以拟诗的形式来再现这众多诗人的风格，从而显见《义门读书记》所言：“爰自椎轮汉京，讫乎大明泰始，五言之变，旁备无遗矣。”这在当时及文史上都应占一定位置而得到肯定。

然而，自锺嵘《诗品》“文通诗体总杂，善于摹拟”语出，后之论家唯缪绕“似”与“不似”以评江淹拟作，重要的论家如严羽，他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：“拟古惟江文通最长，拟渊明似渊明，拟康乐似康乐，拟左思似左思，拟郭璞似郭璞，独拟李都尉一首，不似西汉耳。”胡应麟《诗薮》曰：“文通拟汉三诗俱远，独魏文、陈思、刘桢、王粲四作，置之魏风莫辨，真杰思也。”更有甚者如潘德舆《养一斋诗话》说：“拟谢临川诗，只是状山水奇奥，此为神似，吾亦能之，何必五色笔也？”“文通一世俊才，何不自抒怀抱，乃为赝古之作，以供后人嗤点？”今人郭绍虞在《沧浪诗话·诗评》注中提出新解：盖因“拟古之作，并非诗家所贵”，故后之论家有贬损之辞。而如何看待拟古之作呢？“实则昔人拟古，乃古人用功之法，是入门途经，而非最后归宿。”“自陆机拟古之后，或称‘效’、或称‘代’、或称‘学’、或称‘绍’，甚至称为拟某某拟古者。此种风气，在后世固视可笑，在当时亦有其需要。”

综观后世论家漫评江淹三十首拟作，若以“似”或“不似”作评，则难有定论，比如严羽谓“独拟李都尉一首，不似西汉耳”，而冯班《钝吟杂录》卷三云：“江淹所拟从军一首最合，沧浪于处不解也。”而以“用功之法”释江淹拟作之旨，犹言以拟作为练笔之法，则轻觑江淹文才之盛。此皆有悖江淹拟诗之初衷，更未见到江淹拟作于文学史上的作用。

虽然以“似”或“不似”来探江淹拟诗之旨，固不可取，然若论拟诗之成功与否，则需将拟诗与原诗相较，故“似”或“不似”又自成标准，此亦不可不知。后之论家于同一首拟诗，论评又有互忤之处，极难准择可当定论之说，若再出“题解”，则徒添纷杂，是以只将论家之评，择要列入每首拟诗注中，以备参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