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元凯

杜预(222—285),字元凯,京兆杜陵(今陕西西安东南)人。西晋文学家、史学家。魏末,始为尚书郎,转相府参军、镇西长史。入晋,历任河南尹、秦州刺史、度支尚书等职。咸宁四年(278),继羊祜任镇南大将军,太康元年(280),率兵攻克江陵、建业,灭吴,因功进封当阳县侯,还镇襄阳,兴办学校,兴修水利,时人尊为“杜父”。太康五年(284),召为司隶校尉,行至邓县(今邓州)而卒。死后追赠征南大将军,谥成。锺嵘《诗品》将他与王济、孙绰、许询并列下品,评云:“永嘉以来,清虚在俗。王武子辈诗,贵道家之言。”然其诗今已不存。博学多通,时人称为“杜武库”。尤精《春秋左传》,自称有“《春秋左传》癖”。著有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三十卷,为今存最早《春秋左传》注本,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有集十八卷,已散佚。明人辑有《杜征南集》。

春秋左氏传序一首

《春秋左氏传》是以《春秋》为纲的编年史,亦称《左氏春秋》,省称《春秋左传》。其作者和成书时间历来颇多歧说。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“成《左氏春秋》”(见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),班固据此也说:“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,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,以为之传。”(见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,这是最早的一般说法。近人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依据春秋时各国的史料编撰而成。全书分为六十卷,十八万多字,纪事编年从前722年(鲁隐公元年)起,到前468年(鲁哀公二十七年)止,共255年的历史。对春秋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了比较全面、真实的反映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同时记言叙事,颇具特色,代表着这个历史时期散文的最高成就,对于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汉代研究《春秋左传》的人不少,杜预意犹未尽,因而作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,并为《集解》写了这篇序。序文对《春秋》名称的由来、孔子修订《春秋》的情况、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作传的情况、《春秋》及《春秋左传》的体例、特点及自己编撰《集解》和《释例》的情况做了说明,并批驳了汉儒对于《春秋》及孔子的一些说法,具有论述赅明、文辞质朴的特色。

左丘明受经于仲尼,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,故传或先经以始事,或后经以终义,或依经以辨理,或错经以合异。随义而发,其例之所重。旧史遗文,略不尽举,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。身为国史,躬览载籍,必广记而备言之。其文缓,其旨远,将令学者原始要终,寻其枝叶,究其所穷,优而柔之,使自求之,餍而饫之,使自趋之,若江海之浸,膏泽之润,涣然冰释,怡然理顺,然后为得也。
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了《春秋》经,认为经文是不能加以删改的,所以传文或先在经文前面说明事件的开端,或在经文后面说明事件的终结意义,或依据经文以辨明义理,或错举经文以将原来各自分开而内容相关的经文合写一传。随文义而发,这是其体例所侧重的地方。旧史留下来的文字,略去而不全部引用,原因是这些材料并非孔子编写的重点。身为国家史官,亲自阅览史籍,必须将有价值的史料广为记录并完备地写出来。所以其文辞舒缓,其意旨深远,将使学习的人能从中考察事件的起源,探求事件的终结,寻求那些从属于中心事件的内容,探究穷尽其根本,使学习的人优柔从容,自己去探求书中的意旨,从中得到满足,从而去做进一步的探求,就像江海那样浸透,像雨水那样滋润,像冰雪那样消融,心情喜悦义理贯通,然后就有了收获了。
故发传之体有三,而为例之情有五。一曰微而显,文见于此,而义起在彼,称族尊君命,舍族尊夫人,梁亡、城缘陵之类是也。二曰志而晦,约言示制,推以知例,参会不地,与谋曰“及”之类是也。三曰婉而成章,曲从义训,以示大顺,诸所讳避,璧假许田之类是也。四曰尽而不污,直书其事,具文见意,丹楹刻桷,天王求车,齐侯献捷之类是也。五曰惩恶而劝善,求名而亡,欲盖而章,书齐豹盗、三叛人名之类是也。推此五体以寻经传,触类而长之,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,王道之正,人伦之纪备矣。
所以揭示出传文的体例有三种,而成为体例的情形有五种。第一种叫用词不多而意义显明,文辞在这里见到,而文义在那里显现,记载他的族名是由于尊重国君的命令,不记载他的族名是由于尊重夫人,梁亡而不记载灭梁的人、在缘陵筑城而不记载筑城的人,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二种叫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,简约其言显示法制,推寻其事以知其例,三个以上的国君会见时不记载会见的地点,事先参与策划的叫“及”,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三种叫文辞婉转而顺理成章,屈曲其辞从其义训,以显示大顺之道,各处采取讳避之辞,说郑伯将璧给鲁国以暂借许田,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四种叫穷尽而不歪曲,直接书写其事,将全部事实写出以显示褒贬之意,在桓公庙的柱子上涂上红漆,在方形椽子上雕刻花纹,周天子向诸侯求取车辆,齐侯向鲁君奉献俘获的戎人,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五种叫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,求名的人名字反而消亡,想要掩盖自己名字的人名字反而被明白地记载下来,齐豹被记载为盗贼,三个叛逆人的名字被记载下来,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推究这五种体格以寻求经传的大义,碰上同类的事情加以引申扩大,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所行...
古今言《左氏春秋》者多矣,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,大体转相祖述,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,退不守丘明之传。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,皆没而不说,而更肤引《公羊》《穀梁》,适足自乱。预今所以为异,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。经之条贯,必出于传;传之义例,总归诸凡。推变例以正褒贬,简二传而去异端,盖丘明之志也。其有疑错,则备论而阙之,以俟后贤。然刘子骏创通大义,贾景伯父子、许惠卿,皆先儒之美者也。末有颖子严者,虽浅近,亦复名家。故特举刘、贾、许、颖之违,以见同异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,比其义类,各随而解之,名曰《经传集解》。又别集诸例,及地名、谱第、历数,相与为部,凡四十部,十五卷,皆显其异同,从而释之,名曰《释例》。将令学者观其所聚,异同之说,《释例》详之也。
古今研究《左氏春秋》的人多了,留下来的著述现在能看到的有十多家,进不能成为交错综合经文大义的著述,以穷尽其变化,退不能遵循丘明的传文之义。对丘明传文有不通的地方,都隐没而不加以解说,而更肤浅地引用《公羊》《穀梁》的说法,这样做适足引起自乱。所以现在杜预要走另一条路,专门研究丘明的传文用以解释经文。经文的系统,必体现在传文之中;传文的主旨和体例,总括归之于凡例。推寻变例以端正褒贬,选取二传的合理之言而抛弃其异端之说,这大概是丘明的本意。对其中的可疑错误之处,则完备地加以论述而不做出决断,以等待今后的贤士做进一步的研究。而刘子骏创造开通经文大义,贾景伯父子、许惠卿,都是先儒中出色的人才。其末有颖子严,其学说虽然浅近,也能以其著述名家。所以特地举出刘、贾、许、颖学说的差异,以便将其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显示出来。分出经之年与传之年彼此相附,按义分类后加以排比,各随文加以注解,书名叫《经传集解》。又另外汇集诸种体例,及地名、谱第、历数,相与组成部,共有四十部,十五卷,都将其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显示出来,随文加以注释,书名叫《释例》。将使学习的人们看到经过汇集整理的经...
曰:然《春秋》何始于鲁隐公?答曰:周平王,东周之始王也;隐公,让国之贤君也。考乎其时则相接,言乎其位则列国,本乎其始,则周公之祚胤也。若平王能祈天永命,绍开中兴,隐公能弘宣祖业,光启王室,则西周之美可寻,文武之迹不坠。是故因其历数,附其行事,采周之旧,以会成王义,垂法将来。所书之王,即平王也;所用之历,即周正也;所称之公,即鲁隐也,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?子曰:“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?”此其义也。
问:但《春秋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记载呢?回答是:周平王,是东周的第一个帝王;鲁隐公,是一个将国家让给别人的贤君。考查鲁隐公在位的时间刚好同周平王互相衔接,谈及鲁隐公的地位则是一列国的诸侯,追寻他的开始,则他是周公福祚所延续的后代。如果周平王能祈求苍天永保国运,继承先王之业使国家得到中兴,鲁隐公能扩大发扬祖业,光大振兴周王室,那么西周的美政就可以追寻,文王武王的功业就不会陨落。所以孔子依从其年月历数,附上当时人所行的事实,采用周公的旧法,以会合成王者的大义,将此法留传给将来。《春秋》中所书写的王,就是周平王;所用的历法,就是周朝正统的历法;所称呼的公,就是鲁隐公,这哪里是贬弃周王而尊崇鲁君呢?孔子说:“假如有人用我,我将使文王、武王之道在东方复兴。”这就是《春秋》所表现的大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