序

昭明太子

【题解】

昭明太子萧统，梁武帝萧衍长子，齐中兴元年（501）九月生于襄阳（今属湖北）。天监元年（502）十一月立为皇太子。萧统生而聪叡，三岁受《孝经》《论语》，五岁遍读“五经”，悉能讽诵。《梁书·昭明太子传》载其“读书数行并下，过目皆忆。每游宴祖道，赋诗至十数韵。或命作剧韵赋之，皆属思便成，无所点易”。萧统生性宽和容众，喜愠不形于色。引纳才学之士，赏爱无倦。恒自讨论篇籍，或与学士商榷古今，闲则继以文章著述，率以为常。中大通三年（531）三月寝疾，四月乙巳薨，年三十一。谥曰昭明。所著《文集》二十卷，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《正序》十卷，五言诗之善者为《文章英华》二十卷，皆亡佚。独存《文选》三十卷。

《文选》，因昭明太子编纂，故又称《昭明文选》，据明朝杨慎《升庵外集》卷五十二称：梁昭明太子萧统，聚文士刘孝威、庾肩吾、徐防、江伯操、孔敬通、惠子悦、徐陵、王囿、孔烁、鲍至十人，谓之高斋十学士，集《文选》。收赋、诗、骚、七、诏、册、令、教、文、表、上书、启、弹事、笺、奏记、书、移、檄、对问、设论、辞、序、颂、赞、符命、史论、史述赞、论、连珠、箴、铭、诔、哀、碑文、墓志、行状、吊文、祭文等三十八种文体，上起先秦，下迄齐梁，汇成一编，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，凡三十卷，自序称选文以“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”为标准，故不选经、史、子之文。唐显庆中李善作注，剖而为六十卷；开元六年（718）吕延祚复集吕延济、刘良、张铣、吕向、李周翰五人共为之注，称“五臣注”。南宋以后，两本合刻，称六臣注文选。李善注本有清胡克家重刻宋淳熙尤袤本，甚为流行。

本篇序文着重阐明两点：一论述文学性质，认为事物由简单而繁复，文章由质朴趋藻饰是其必然规律。二辨析文章体制，文章制作日繁，文体的辨析也越趋精细。这是符合六朝人的文学观点的。

序 全文
式观元始，眇觌玄风，冬穴夏巢之时，茹毛饮血之世，世质民淳，斯文未作。逮乎伏羲氏之王天下也，始画八卦，造书契，以代结绳之政，由是文籍生焉。《易》曰：“观乎天文，以察时变；观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。”文之时义远矣哉！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，大辂宁有椎轮之质？增冰为积水所成，积水曾微增冰之凛，何哉？盖踵其事而增华，变其本而加厉；物既有之，文亦宜然；随时变改，难可详悉。
追忆太初时候，遥看远古风气，冬天穴居洞窟，夏季巢处树枝，饮食则连毛带血、活剥生吞，当此之时，世风质朴，民性淳厚，文章之事尚未诞生。到了伏羲氏称王天下，开始画八卦，造文字，代替以往的结绳记事，由此文章之事也就渐渐产生了。《周易》说：“观察天文，可以了解时序的变化；观察人文，可以以教化来统一天下。”可见文章的意义是非常远大的啊！原始的车子是现今皇家高级车乘的发端，皇家车乘难道还保持着原始车子的粗糙质朴？冰凌是由积水而生成，积水就没有冰凌那样凛冽寒冷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事物发展越来越趋于漂亮，事物发展现代比古代进步；一般事物已然如此，文章之事也当然符合这个规律；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，就不易一一说清楚了。
尝试论之曰：《诗序》云：“诗有六义焉，一曰风，二曰赋，三曰比，四曰兴，五曰雅，六曰颂。”至于今之作者，异乎古昔，古诗之体，今则全取赋名。荀、宋表之于前，贾、马继之于末。自兹以降，源流寔繁。述邑居则有“凭虚”“亡是”之作，戒畋游则有《长杨》《羽猎》之制。若其纪一事，咏一物，风云草木之兴，鱼虫禽兽之流，推而广之，不可胜载矣。
试着来论述一番：《毛诗序》说：“诗有六体：一是风，二是赋，三是比，四是兴，五是雅，六是颂。”至于现今写文章的人，不同于从前，赋，从前只是诗的一种表现手法，现在竟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。荀子、宋玉标志于前，贾谊、司马相如继迹于后。从此以后，源流纷繁。讲城市都邑的，有张衡的《西京赋》、司马相如的《上林赋》，儆诫狩猎的有扬雄的《长杨赋》和《羽猎赋》。还有专纪一桩事情，咏一件事物的，风云草木之赋的兴起，鱼虫禽兽之赋的出现，由此推而广之，就数不胜数了。
又楚人屈原，含忠履洁，君匪从流，臣进逆耳，深思远虑，遂放湘南，耿介之意既伤，壹郁之怀靡愬；临渊有怀沙之志，吟泽有憔悴之容。骚人之文，自兹而作。
还有楚人屈原，胸怀忠心，行为高洁，君王不能从善如流，臣下所进忠言偏以为逆耳之听，这样一个有深谋远虑的人，被流放到湘南，忠烈之心已受挫伤，抑郁之志赴诉无门，面临深渊赋《怀沙》明志以身殉国；行吟泽畔，颜色憔悴，形容枯槁。骚人的作品，就从此开创为一体。
诗者，盖志之所之也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。《关雎》《麟趾》，正始之道著；桑间濮上，亡国之音表；故风雅之道，粲然可观。自炎汉中叶，厥涂渐异：退傅有《在邹》之作，降将著“河梁”之篇；四言五言，区以别矣。又少则三字，多则九言，各体互兴，分镳并驱。颂者，所以游扬德业，褒赞成功；吉甫有“穆若”之谈，季子有“至矣”之叹。舒布为诗，既言如彼；总成为颂，又亦若此。次则箴兴于补阙，戒出于弼匡，论则析理精微，铭则序事清润，美终则诔发，图像则赞兴。又：诏诰教令之流，表奏笺记之列，书誓符檄之品，吊祭悲哀之作，答客指事之制，三言八字之文，篇辞引序，碑碣志状，众制锋起，源流间出。譬陶匏异器，并为入耳之娱；黼黻不同，俱为悦目之玩。作者之致，盖云备矣。
诗，就是情志之所至，人的感情激荡于胸中而形成为语言。从《关雎》到《麟趾》，以端正初始之大道著称；桑间濮上，则表明是亡国之音；所以风雅之道是分辨得明明白白的。自从西汉中叶，诗歌的发展起了点变化：韦孟有《在邹》之作，李陵著“河梁”之篇；四言诗、五言诗有了明确的区别了。还有，最少的三个字，最多的九个字，各种诗体，纷纷兴起，分道扬镳，各自发展。颂，是褒扬功德勋业、歌颂成功的一种文体；尹吉甫有《烝民》之作，吴公子季札有“至矣哉”的赞叹。舒布胸怀而为诗，既如吉甫所言，总体概括而为颂，又若季札之所云。其次，箴的兴起在于纠正过错，戒的出现是为了匡正时弊，论要求分析道理精确细致，铭必须叙述事情清楚温和，有功者逝世就作诔赞美他，有德者作古就图其像而赞之。还有诏诰教令之类体裁，表奏笺记这些文体，书誓符檄之篇，吊祭悲哀之作，答客七体等作品，三言八言等文字，篇辞引序，碑碣志状，体裁纷繁，品种间出。就像乐器中的陶笙，刺绣中的黼黻，虽然各不相同，但同样可以达到赏心悦目的目的。文章的体裁，大致已完备了。
余监抚余闲，居多暇日。历观文囿，泛览辞林，未尝不心游目想，移晷忘倦。自姬汉以来，眇焉悠邈，时更七代，数逾千祀。词人才子，则名溢于缥囊；飞文染翰，则卷盈乎缃帙。自非略其芜秽，集其清英，盖欲兼功，太半难矣！若夫姬公之籍，孔父之书，与日月俱悬，鬼神争奥，孝敬之准式，人伦之师友，岂可重以芟夷，加之剪截？老庄之作，管孟之流，盖以立意为宗，不以能文为本，今之所撰，又以略诸。若贤人之美辞，忠臣之抗直，谋夫之话，辨士之端，冰释泉涌，金相玉振。所谓坐狙丘，议稷下，仲连之却秦军，食其之下齐国，留侯之发八难，曲逆之吐六奇，盖乃事美一时，语流千载，概见坟籍，旁出子史，若斯之流，又亦繁博，虽传之简牍，而事异篇章，今之所集，亦所不取。至于记事之史，系年之书，所以褒贬是非，纪别异同，方之篇翰，亦已不同。若其赞论之综缉辞采，序述之错比文华，事出于沉思，义归乎翰藻，故与夫篇什，杂而集之。远自周室，迄于圣代，都为三十卷，名曰《文选》云耳。
我在从事军政工作之余，平时颇多闲暇之日。观看历代文章，流览词章林府，经常沉思遐想，时光流逝而不知倦意。自从周汉以来，幽远渺茫，朝代更换了七次，时间跨越了千年。其间词人才子，不计其数；诗赋文章，汗牛充栋。要不是删粗取精，纵然加倍努力，也不能遍览尽阅。至于周公的典籍，孔子的论述，光辉如同日月，深奥一似神灵，是忠君孝亲的典范，人类社会的师表，岂能妄加删削，擅作剪裁呢？老子、庄子的作品，管子、孟子等子书，大抵以立意为其宗旨，不是以能文为其根本，现在编纂《文选》，也就省而不录了。还有贤达之士的赞美文词，忠臣的抗行直谏，谋士的话语，说客的辩论，犹如水流泉涌，金玉其声。所谓坐于狙丘而议于稷下，鲁仲连却退秦军，郦食其往说齐王，张良提出八难而不立六国之后，陈平曾出六计而辅佐汉室兴旺，这些都事美一时而语传千古，见诸文籍，别载子史，像这些，都很繁复博杂，虽然也见诸书籍，然而毕竟不同于文学作品，现在编纂《文选》也不选。至于纪事系年的史书，只是用来褒贬是非，纪述好坏，与文学相比，也就大不相同了。至于赞论之组织文采，序述之排比英华，情事经过深刻的构思，文义体现于华丽的辞藻，像这样...
凡次文之体，各以汇聚。诗赋体既不一，又以类分；类分之中，各以时代相次。
文章的编排，各以体裁为归类。诗赋文体既然不同，其中又以类分；每类之中，又以时代先后为次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