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休文

见《应诏乐游苑饯吕僧珍诗》作者介绍。

宋书谢灵运传论一首

本文选自《宋书·谢灵运传》，为传末议论之词。南朝有宋一代，文章以谢灵运为冠，故沈约于此传末就文学上一些重要问题发表了意见。沈约为齐梁之际文坛领袖，又是声律论的主要倡言者，故沈约为此论，重在讨论文学上的重要问题，而不在品评谢灵运的诗文特色。文中历述先秦至南朝宋之重要作家及其体气风格，文字不多，而文学发展演变的轨迹清晰可见。文中首先提出情文互用的论点，主张“以情纬文，以文被质”，而偏重于文藻形式，即要求胸中“咸蓄盛藻”，诗多“遒丽之辞”。最后提出声律论，主张诗歌要“宫羽相变，低昂舛节”，认为只有“妙达此旨，始可言文”。沈约强调声律在诗歌中的功能，在本文中对于前代作家，也基本贯彻了以声律为中心的批评，在今天看来，自然难免有不公之处。但讲究声律在齐梁时期蔚然成风，并非纯由个人提倡，而是诗歌在脱离外在音乐形式之后，把生命寄寓在文字本身的音乐性上的结果。因此，沈约的上述主张，既是古代诗歌技巧成熟的需要，也是品评诗人的新的尺度。把握此点，才算懂得了本文的精义。

序 全文
史臣曰：民禀天地之灵，含五常之德。刚柔迭用，喜愠分情。夫志动于中，则歌咏外发。六义所因，四始攸系。升降讴谣，纷披风什。虽虞夏以前，遗文不睹，禀气怀灵，理或无异。然则歌咏所兴，宜自生民始也。
史臣说：人身上禀受了天地的灵气，分别蕴含着五行的资质。刚强与柔和相互为用，欢喜与愤怒情愫不同。那情思在胸中不断激荡，化成歌谣涌出心窝。六义凭此而完备，四始赖之成规模。徒歌抑扬起伏，风雅何其盛美。虽然舜禹以前，诗文无由得见，人们禀怀灵气，按理似应没有差别。因此歌谣的兴起，当从初民开始。
周室既衰，风流弥著。屈平、宋玉导清源于前，贾谊、相如振芳尘于后，英辞润金石，高义薄云天，自兹以降，情志愈广。王褒、刘向、扬、班、崔、蔡之徒，异轨同奔，递相师祖。虽清辞丽曲，时发乎篇；而芜音累气，固亦多矣。若夫平子艳发，文以情变，绝唱高踪，久无嗣响。至于建安，曹氏基命，三祖陈王，咸蓄盛藻，甫乃以情纬文，以文被质。自汉至魏，四百余年，辞人才子，文体三变。相如工为形似之言，二班长于情理之说，子建、仲宣以气质为体，并摽能擅美，独映当时。是以一世之士，各相慕习。原其飙流所始，莫不同祖风骚，徒以赏好异情，故意制相诡。
周室既已衰微，风尚愈加显著。屈原、宋玉开创了楚辞的优良传统，贾谊、司马相如留下了芬芳的文章，他们华美的辞章浸润了金石，他们崇高的情志迫近了云天，从此以后，抒情言志的创作道路愈加宽广。王褒、刘向、扬雄、班固、崔骃、蔡邕这些作家，擅长不同却都奔走在这样的创作大道上，前前后后互相效法。虽然清新的文辞华丽的诗句，间或出现于字里行间；但是芜杂的音调涩讷的文气，确实也是随处可见。唯有张衡文采焕发，文辞随着感情而变化，意旨高远独美一时，很久没有人能赶得上他。到了建安时期，曹操奠定了大业，太祖、高祖、烈祖和陈王，都是满怀才思文采，开始用感情来组织文辞，用文辞来润饰内容。从汉初到魏末，经历四百多年，辞赋之家文章之士，创作特色历经三变。司马相如擅长描摹事物情状，班彪、班固善于把抒情与说理巧妙融合，曹植、王粲的作品风格个性突出，都能标著才能发挥长处，所以各自照映当时。因此当时一代的文人，都仰慕效法他们。追溯这种风尚的开端，都是效法《诗经》《楚辞》的，只是由于欣赏爱好各有不同，所以精心构思出来的作品各有变化。
降及元康，潘陆特秀，律异班贾，体变曹王，缛旨星稠，繁文绮合，缀平台之逸响，采南皮之高韵。遗风余烈，事极江右。在晋中兴，玄风独扇，为学穷于柱下，博物止乎七篇，驰骋文辞，义殚乎此。自建武暨于义熙，历载将百，虽比响联辞，波属云委，莫不寄言上德，托意玄珠，遒丽之辞，无闻焉尔。仲文始革孙许之风，叔源大变太元之气。爰逮宋氏，颜谢腾声，灵运之兴会摽举，延年之体裁明密，并方轨前秀，垂范后昆。
到了元康年间，潘岳、陆机独美一时，韵律与班固、贾谊有所不同，风格较曹植、王粲多有变化，意旨繁密像星罗棋布，文辞富丽如彩绮交织，承续了西汉赋家的风格，采撷了建安诗歌的情韵。留下一代诗风，影响整个西晋。当晋室中兴江东，唯有老庄之学盛行，治学局限于老子之学，求知仅限于《庄子·内篇》，诗文中的文辞，不出老庄的范围。从建武元年到义熙末年，历经的年代将近一百，虽然诗歌创作接连不断，如波相连如云相积，篇篇寄言于老庄思想，托意于玄远之道，遒劲华美的诗句，从来没听说过。殷仲文开始改变孙绰、许询的诗风，谢混大大改变了东晋的诗风。于是到了刘宋时期，颜延之、谢灵运诗名大振，谢灵运情兴所会意境高远，颜延之结构紧密音节晓畅，都能与前代杰出作家并驾齐驱，留下法则给后世诗人。
若夫敷衽论心，商榷前藻，工拙之数，如有可言。夫五色相宣，八音协畅，由乎玄黄律吕，各适物宜。欲使宫羽相变，低昂舛节，若前有浮声，则后须切响。一简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。妙达此旨，始可言文。至于先士茂制，讽高历赏，子建函京之作，仲宣灞岸之篇，子荆零雨之章，正长朔风之句，并直举胸情，非傍诗史，正以音律调韵，取高前式。自灵均以来，多历年代，虽文体稍精，而此秘未睹。至于高言妙句，音韵天成，皆暗与理合，匪由思至。张、蔡、曹、王，曾无先觉；潘、陆、颜、谢，去之弥远。世之知音者，有以得之，此言非谬。如曰不然，请待来哲。
请让我们对坐谈心，商讨品评前人创作，工巧拙劣的道理，似乎是可以探讨的。各种颜色互相照映，各种声音协调流畅，因为颜色以及音律，各随物性有所适宜。想让平仄交相变化，低音高音互相调节，前面假若已有清音，后面便须安排浊音。五言诗歌一句之中，音韵应该各不相同；五言诗歌两句之内，轻音重音不能一律。妙解声律合此标准，始能真正懂得作诗。至于前代诗人佳作，反复讽诵历代传赏，曹植有《赠丁仪王粲》，王粲《七哀》令人感叹，孙楚秋来咏出名篇，王赞迎风吟出佳句，都是直抒胸中情愫，没有依傍旧语史实，只是凭着音律韵调，取则高于前人法式。自从屈原出现以来，已经经历许多年代，虽然文体渐趋精密，但这个秘密无人发现。前人虽有高言妙句，音韵协调出于自然，都不过是暗合音理，不是自觉思考而来。张衡、蔡邕、曹植、王粲，都未事先悟出此理；潘岳、陆机、延之、灵运，距离此理更加遥远。当世若有知音之人，遇上机会得闻此理，定知吾言绝非谬误。如果认为并非如此，请待后世高明之人。
夫君子小人，类物之通称。蹈道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。屠钓，卑事也，板筑，贱役也，太公起为周师，傅说去为殷相。非论公侯之世，鼎食之资，明扬幽仄，唯才是与。逮于二汉，兹道未革。胡广累世农夫，伯始致位公相；黄宪牛医之子，叔度名动京师。且任子居朝，咸有职业，虽七叶珥貂，见崇西汉，而侍中身奉奏事，又分掌御服，东方朔为黄门侍郎，执戟殿下。郡县掾史，并出豪家，负戈宿卫，皆由势族，非若晚代，分为二涂者也。
那君子和小人，是区分人物的通称。履行正道就是君子，违背正道就是小人。宰牛钓鱼是卑微的事情，抡杵筑墙是低贱的活计，吕尚由此当上周文王的军师，傅说由此成为殷高宗的贤相。不论是否为公侯子孙，是否为列鼎而食的富豪，举用那些毫无名位的贤才，只要有才能就能选拔。到了汉朝的时候，这种用人之道没有改变。匡衡父祖数代都是农夫，却能位居丞相爵登公侯；黄宪本来是牛医的儿子，却能名列清流蜚声京城。承父祖官荫在朝廷担任郎官者，都有不同职务，纵然数代冠插貂尾，在西汉受人尊崇，但身为侍中须往来奔忙，还得分掌皇帝服用之物，东方朔曾经作为侍郎，手执长戟警卫殿下。郡县分曹治事的属吏，往往出自豪门大家，负戈宿卫宫省的武官，大都来自世家大族，并非如同后代一样，士庶各有仕进之路。
汉末丧乱，魏武始基，军中仓卒，权立九品，盖以论人才优劣，非谓世族高卑。因此相沿，遂为成法，自魏至晋，莫之能改。州都郡正，以才品人，而举世人才，升降盖寡，徒以凭籍世资，用相陵驾。都正俗士，斟酌时宜，品目少多，随事俯仰，刘毅所云“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贱族”者也。岁月迁讹，斯风渐笃，凡厥衣冠，莫非二品，自此以还，遂成卑庶。周汉之道，以智役愚，台隶参差，用成等级；魏晋以来，以贵役贱，士庶之科，较然有辨。
东汉末年天下大乱，曹操从而创建基业，戎马倥偬为政仓促，姑且设立九品之制，意在评品人才优劣，非为世族确定门第。后人因循沿用此制，竟然成为不变之法，自从曹魏直到晋代，没有谁能改变它。州都及其大小中正，根据才地品定人物，虽说天下人才济济，真正按才能高低而升降的为数很少，只是凭借家世资品，耀武扬威陵驾他人。州都中正多数凡庸，斟酌品级随时所宜，品级名目是少是多，全随门第加以升降，刘毅说的“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贱族”真是不差。岁月迁移变化，此风愈加盛行，凡是那些世家大族，没有不在上中二品，在此以下都属下品，始终都是寒门庶族。周代汉代的用人之道，起用贤能役使愚者，台隶能力各不相同，据此构成各种等级；曹魏两晋以来，世家大族役使贱民，士族与庶族的品第，二者区别十分明显。
夫人君南面，九重奥绝，陪奉朝夕，义隔卿士，阶闼之任，宜有司存。既而恩以狎生，信由恩固，无可惮之姿，有易亲之色。孝建、泰始，主威独运，空置百司，权不外假，而刑政纠杂，理难遍通，耳目所寄，事归近习。赏罚之要，是谓国权，出纳王命，由其掌握，于是方涂结轨，辐凑同奔。人主谓其身卑位薄，以为权不得重，曾不知鼠凭社贵，狐借虎威，外无逼主之嫌，内有专用之功。势倾天下，未之或悟；挟朋树党，政以贿成。 钺疮痏，构于床笫之曲；服冕乘轩，出于言笑之下。南金北毳，来悉方艚；素缣丹魄，至皆兼两。西京许史，盖不足云；晋朝王石，未或能比。及太宗晚运，虑经盛衰，权幸之徒，慑惮宗戚，欲使幼主孤立，永窃国权，构造同异，兴树祸隙，帝弟宗王，相继屠剿。民忘宋德，虽非一涂，宝祚夙倾，实由于此。呜呼！《汉书》有《恩泽侯表》，又有《佞幸传》，今采其名，列以为《恩幸篇》云。
帝王南面君临天下，宫门重重多么深远，朝朝夕夕悉心侍奉，公卿朝士不得承担，宫禁诸般大事小事，应由近臣全力承办。于是恩宠渐由亲近而生，宠信渐由皇恩加固，近臣并无威严之姿，却有易得君王亲近的脸色。刘宋孝建、泰始年间，皇帝独握天下大权，政府机构形同虚设，权柄从不授予朝臣，然而刑赏政务纷繁复杂，皇帝一人难以料理，上闻下达把握国情，诸事归于左右亲信。赏罚乃是为政关键，所以称作国家大权，传达圣命汇报臣议，一切概由近臣掌握，于是人们并驾齐驱于仕途之上，大家都去阿附近臣。君王说近臣身份卑贱地位不高，认为他们权不会重，却不知社鼠凭着社木而安处，狐狸能假借老虎的威风，对外没有威逼君王的嫌疑，在宫内却有专擅权力的便利。权势实已倾倒天下，君王始终不能醒悟；挟制群官网罗党徒，朝政全赖贿赂维持。杀戮异己伤害忠良，陷害朝臣于寝宫之中；头戴礼帽乘坐高车，全靠吹牛拍马讨好权臣。南方的铜器、北方的兽皮，长长的船队络绎运来；洁白的细绢、血红的琥珀，大小的车儿不断拖来。西汉的许氏、史氏，也许不足与此并论；晋朝的王恺、石崇，也不能与之相比。到明帝末年，皇帝病重精力日衰，恃恩弄权的左右亲近，畏惧宗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