刘子骏

刘歆（约前53—23），字子骏，沛（今江苏沛县）人。西汉后期著名学者刘向之子。他少年时代即博通《诗经》《尚书》，并善于撰文，被汉成帝召为黄门郎。其后，受诏命与其父刘向领校秘书，讲解六艺，传记、诸子、诗赋、数术、方技，无所不究。刘向死后，刘歆继承父职为中垒校尉。汉哀帝即位，因大司马王莽的推荐，经累次升迁为奉车光禄大夫，并继续完成其父的事业。王莽篡位后，刘歆为国师，多从事政事活动。刘歆是这一时期的著名学者，以编撰《七略》《三统历篇》及推崇古文经学著称于世，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。

移书让太常博士一首　并序

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，是汉代学术界的一件大事。西汉时期，今文经学明显占据了上风，今文《尚书》与齐、鲁、韩三家《诗》被立为学官，得到官方的支持，而古文《尚书》《毛诗》则处于从属的地位。同样，在西汉时期，《春秋》三传中，《穀梁传》广泛流行，《公羊传》次之，而《左传》却鲜为人知。到了西汉后期，由于政界要人王莽爱好古文经学，也由于古文经学有注重训诂、考订制度名物的优势，因而古文经学派的声势有所壮大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刘歆写出了这篇文章。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古文经学派与今文经学派的宣战书。此后，经杜林、贾逵、马融、郑玄等著名学者的相继努力，在东汉后期，古文经学终于占据了主导的地位。

序 全文
歆亲近，欲建立《左氏春秋》及《毛诗》《逸礼》、古文《尚书》，皆列于学官。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，讲论其议，诸儒博士或不肯置对，歆因移书太常博士，责让之曰：
及至刘歆得到皇上的起用后，想确立《左氏春秋》《毛诗》《逸礼》、古文《尚书》四种经学，都设置学官。汉哀帝令刘歆与五经博士共同研讨建立古文经学的意义，诸位儒学博士因疑惑而不肯置辞对答，刘歆因而写文书声讨太常博士，责备他们说：
昔唐、虞既衰，而三代迭兴，圣帝明王，累起相袭，其道甚著。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，道之难全也如此。是故孔子忧道不行，历国应聘，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《颂》乃得其所；修《易》序《书》，制作《春秋》，以记帝王之道。及夫子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卒而大义乖。重遭战国，弃笾豆之礼，理军旅之阵，孔氏之道抑，而孙、吴之术兴。陵夷至于暴秦，焚经书，杀儒士，设挟书之法，行是古之罪，道术由此遂灭。汉兴，去圣帝明王遐远，仲尼之道又绝，法度无所因袭。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，天下惟有《易》卜，未有他书。至于孝惠之世，乃除挟书之律，然公卿大臣绛、灌之属咸介胄武夫，莫以为意。至孝文皇帝，始使掌故晁错，从伏生受《尚书》。《尚书》初出于屋壁，朽折散绝，今其书见在，时师传读而已。《诗》始萌芽，天下众书往往颇出，皆诸子传说，犹广立于学官，为置博士。在朝之儒，唯贾生而已。至孝武皇帝，然后邹、鲁、梁、赵颇有《诗》《礼》《春秋》先师，皆出于建元之间。当此之时，一人不能独尽其经，或为《雅》，或为《颂》，相合而成。《泰誓》后得，博士集而赞之，故诏书曰：“礼坏乐崩，书缺简脱，朕甚闵焉。”时汉兴已七八十年，离于全经，固以远矣。
以前唐尧、虞舜的时代既已衰落，夏、商、周三代更迭兴起，圣帝明王一代一代互相沿袭，王道显著。到了周朝衰微的时期，礼乐已经不纯正了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王道就难以保全了。因此孔子担忧王道的不能施行，便周游列国寻求聘用，他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，使乐归正，《雅》诗之乐、《颂》诗之乐才各得其所；又整理《易经》，编排《尚书》，编写《春秋》，以此来总结明王之道。及至孔子逝世而导致精微之言的断绝，孔子七十位高足的死亡而导致经典要义背离正道。接着又遭遇纷乱的战国时代，各国废弃笾豆祭祀的礼仪，热心于军队作战之术，因而孔子推行的王道遭到抑止，而孙子、吴起的兵法蓬勃兴起。王道的衰颓延续到暴虐的秦代，焚烧经书，坑埋儒士，制定惩罚私藏书籍的律法，实施了肯定古代就是犯罪的法令，古代的道术由此而湮灭无闻。汉代兴起，距离圣帝明王的时代已非常遥远，孔子的学说又绝灭无闻，古代的法度失去因袭的依据。当时只有一位叔孙通，大略地制定了一些礼仪制度，普天之下只有《周易》一类的占卜之书，而没有其他的书籍了。到了汉惠帝时，才废除了禁书的律法，但公卿大臣绛侯、灌夫之类都是披甲戴盔的武夫，没有谁把礼乐放在心上。...
及鲁恭王坏孔子宅，欲以为宫，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，《逸礼》有三十九篇，《书》十六篇。天汉之后，孔安国献之，遭巫蛊仓卒之难，未及施行。及《春秋》左氏丘明所修，皆古文旧书，多者二十余通，藏于秘府，伏而未发。孝成皇帝愍学残文缺，稍离其真，乃陈发秘藏，校理旧文，得此三事，以考学官所传经，或脱简，或脱编。博问人间，则有鲁国桓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，抑而未施。此乃有识者之所叹慜，士君子之所嗟痛也。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，苟因陋就寡，分文析字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。信口说而背传记，是末师而非往古，至于国家将有大事，若立辟雍、封禅、巡狩之仪，则幽冥而莫知其原。犹欲保残守缺，挟恐见破之私意，而亡从善服义之公心，或怀疾妒，不考情实，雷同相从，随声是非，抑此三学，以《尚书》为不备，谓左氏不传《春秋》，岂不哀哉！
及至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，想以此扩大他的宫室，而在残墙断壁中得到了古代文字书写的书籍，其中有《逸礼》三十九篇，《尚书》十六篇。天汉之后，孔安国进献这些典籍，又碰上巫蛊事件，未能及时立于学官。以及左丘明所编修的《左氏春秋》，都是古文书写的旧书，多达二十余册，藏在皇家的秘府之中，未能在天下流传。汉成帝担心古学残缺、文字不全，渐渐背离古学的本来面目，就宣发秘府所藏的典籍，校正整理旧文，得此《左氏春秋》《逸礼》、古文《尚书》三部著作，以此考察学官所传授的典籍，发现经典中有的竹简脱漏，有的编次错乱。广泛征问民间，就有鲁国桓公、赵国贯公、胶东庸生传下的学说与此相同，只是未能及时传播开来。这些事实乃使有识之士为之叹息怜念，士大夫君子为之嗟叹痛惜。以前那些故步自封的学士不思考因废弃灭绝所造成的缺漏，只苟且于孤陋寡闻，分析文字，考证烦琐，讲析破碎，学者疲惫至老，也不能穷究经典中的一经。相信口说而违背传记，肯定后代的师传而否定以往的古学，至于国家有大事，如建立天子的学宫、到泰山祭祀天地、巡察诸侯所守之地的礼仪，就暗昧昏沉不知这些大事的根据由来。这些学士还想抱残守缺，携持唯...
今圣上德通神明，继统扬业，亦愍此文教错乱，学士若兹，虽深照其情，犹依违谦让，乐与士君子同之。故下明诏，试《左氏》可立不，遣近臣奉旨衔命，将以辅弱扶微，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，冀得废遗。今则不然，深闭固距，而不肯试，猥以不诵绝之，欲以杜塞余道，绝灭微学。夫可与乐成，难与虑始，此乃众庶之所为耳，非所望于士君子也。且此数家之事，皆先帝所亲论，今上所考视，其为古文旧书，皆有征验，内外相应，岂苟而已哉！
当今圣上仁德感通神明，继承传统，发扬鸿业，也对文章学术错乱的情况深加怜念，至于学士故步自封，圣上虽然深明其情，但还是出于谦让而不予专决，乐于与诸位君子共同议论兴立古文经学。因而圣上下达明诏，研讨《左氏》可否兴立，派遣近臣奉圣旨受君命进行辩论，将以此扶植衰微之学，与诸位君子同心协力，希望兴立被废弃的遗学。当今学士却不以为然，紧闭尊口，固执拒绝，而不肯研讨，苟且以不诵习而断绝古文经学，想以此杜绝其他的治学之道，绝灭衰微的遗学。所谓可与共享成功的欢乐，难以一起谋虑事情的起端，这是众多平民百姓的行为罢了，我并不希望诸位君子也是如此这般。况且这几家学术之事，都是先帝亲自议论过的，也是当今圣上所考察的事，那些用古文书写的旧书，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，内外相互应验，难道能用苟且拖移的态度就算了事了吗！
夫礼失求之于野，古文不犹愈于野乎？往者博士，《书》有欧阳，《春秋》公羊，《易》则施、孟，然孝宣帝犹复广立《穀梁春秋》《梁丘易》、大小《夏侯尚书》，义虽相反，犹并置之。何则？与其过而废之，宁过而立之。传曰：“文、武之道，未坠于地，在人；贤者志其大者，不贤者志其小者。”今此数家之言，所以兼包大小之义，岂可偏绝哉！若必专己守残，党同门，妒道真，违明诏，失圣意，以陷于文吏之议，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。
礼仪遗失了，就要到边远之地加以寻求，古文写成的典籍难道不比去边远之地寻求更可靠吗？以前的博士，《尚书》有欧阳之学，《春秋》有公羊之学，《易经》有施雠、孟喜之学，但汉宣帝还一再广泛兴立《穀梁春秋》《梁丘易》、大小《夏侯尚书》，这些经学义理虽然相反，还是并立设置学官。为什么这样呢？这是因为与其贻误于废弃经学，宁可贻误于设置经学。传言说：“周代的文王、武王之道，并没有坠地失传，还在于人；见识高的人识其大义，见识低的人识其小义。”而今这几家典籍的言论，其价值就在兼容包纳古代明道的大、小之义，怎能偏废灭绝呢！如果一定要专执自己的偏见，守残抱缺，维护同师之学，嫉妒经道之真，违背明诏，有失圣意，因而陷入被文吏评论是非的处境，这样的结局，我为诸君子着想是很不足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