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
故发传之体有三^[1]，而为例之情有五。一曰微而显^[2]，文见于此，而义起在彼^[3]，称族尊君命^[4]，舍族尊夫人^[5]，梁亡、城缘陵之类是也^[6]。二曰志而晦^[7]，约言示制^[8]，推以知例^[9]，参会不地^[10]，与谋曰“及”之类是也^[11]。三曰婉而成章^[12]，曲从义训，以示大顺^[13]，诸所讳避，璧假许田之类是也^[14]。四曰尽而不污^[15]，直书其事，具文见意^[16]，丹楹刻桷^[17]，天王求车^[18]，齐侯献捷之类是也^[19]。五曰惩恶而劝善^[20]，求名而亡，欲盖而章^[21]，书齐豹盗、三叛人名之类是也^[22]。推此五体以寻经传^[23]，触类而长之^[24]，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^[25]，王道之正^[26]，人伦之纪备矣^[27]。

【注释】

[1]发：发明，揭示。三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：“即上文发凡正例、新意变例、归趣非例是也。”

[2]微：细微，指用词不多。显：意义显明。《春秋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：“《春秋》之称，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污，惩恶而劝善。”以下各条均出此。

[3]义起：也作“起义”。

[4]称族：称其族名。《春秋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：“秋，宣伯如齐逆女。称族，尊君命也。”

[5]舍族：不称其族名。《春秋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：“九月，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自齐。舍族，尊夫人也。”

[6]梁亡：《春秋左传·僖公十九年》：“梁亡，不书其主，自取之也。”梁，古国名。故地在今陕西韩城南，鲁僖公十九年（前641）被秦所灭。因梁伯喜好土木工程，屡次筑了城而无人居住，百姓被弄得疲惫不堪，最后因害怕秦国来攻而溃散，系自取灭亡，所以《春秋》没有记载灭亡梁国的人（即秦国）。城缘陵：《春秋左传·僖公十四年》：“十四年春，诸侯城缘陵而迁杞焉。不书其人，有阙也。”缘陵，春秋时杞国邑名（一说原为齐地），在今山东昌乐东南。杞受外敌威胁，齐于是在缘陵筑城而将杞迁去。齐在缘陵筑城，而《春秋》却书“诸侯城缘陵”，没有记载筑城的人，使文字有缺，这也是“文见于此，而义起在彼”的一例。

[7]志：记载。晦：含蓄，深远。

[8]约言：简约其言。示制：显示法制。

[9]推以知例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：“推寻其事以知其例。”

[10]参会不地：三个以上的国君会见，鲁公前去别国时记载会见的地点，别国国君前来则不记载会见的地点而只记载会见。参，同“三”，指三国。《春秋左传·桓公二年》：“特相会，往来称地，让事也。自参以上，则往称地，来称会，成事也。”

[11]与谋曰“及”：《春秋左传·宣公七年》：“凡师出，与谋曰‘及’，不与谋曰‘会’。”意思是，凡出兵，事先参与策划叫“及”，没有参与策划叫“会”。及，彼此同欲伐某一国叫“及”。

[12]婉：婉转。章：顺理成章。

[13]“曲从”二句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：“屈曲其辞，从其义训，以示大顺之道。”

[14]假：借。许田：地名。在今河南许昌。《春秋左传·桓公元年》：“三月，郑伯以璧假许田，为周公、祊故也。”说郑伯以璧与鲁以暂借许田。但实际郑伯是以璧交换许田，不说交换而说暂借，即屈曲其辞、以顺大义之意。

[15]污：犹言歪曲。

[16]具文见意：谓将事实全部写出以显示其褒贬之意。具，全部。

[17]丹：红色。用作动词，涂上红色。楹：屋柱。《春秋左传·庄公二十三年》：“秋，丹桓宫之楹。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据《穀梁传》，天子诸侯之屋柱用微青黑色，大夫用青色，士用黄色，用赤色者为非礼。”刻：雕刻。桷（jué）：方形椽子。《春秋左传·庄公二十四年》：“二十四年春，刻其桷，皆非礼也。”杨伯峻《春秋左传注》：“此句本紧接上年‘秋，丹桓宫楹’而来，为后人所割裂，分为两截。刻其桷者，刻桓公之桷也。据《穀梁传》，古礼，天子宫庙之桷，斫之砻之，又加以细磨；诸侯宫庙之桷，斫之砻之，不加细磨；大夫之桷，只斫不砻；士人之桷，砍断树根而已。自天子以至大夫、士，皆不雕刻桷，亦不红漆柱，则此丹楹、刻桷均非制，故《传》云：‘皆非礼也。’”

[18]天王：指周天子。《春秋左传·桓公十五年》：“十五年春，天王使家父来求车，非礼也。诸侯不贡车服，天子不私求财。”车与戎服是在上者用来赐予在下者的，所以诸侯不用来进贡天子，天子也不能向下求索，如果这样做了，就是不合于礼的。

[19]献捷：指献上俘获的戎人。《春秋左传·庄公三十一年》：“三十一年夏六月，齐侯来献戎捷，非礼也。凡诸侯有四夷之功，则献于王，王以警于夷；中国则否。诸侯不相遗俘。”因诸侯之间不能互相赠送俘虏，所以称齐侯献捷为“非礼也”。

[20]惩恶：警戒邪恶。劝善：奖励善良。

[21]章：同“彰”，明白，明显。《春秋左传·昭公三十一年》：“君子动则思礼，行则思义，不为利回，不为义疚。或求名而不得，或欲盖而名章，惩不义也。”

[22]齐豹：即齐子氏，卫国大夫。昭公二十年（前522）曾杀死卫侯之兄絷。《春秋左传·昭公三十一年》：“齐豹为卫司寇，守嗣大夫。作而不义，其书为‘盗’。”三叛人：指邾国的大夫庶其、黑肱，莒国的大夫牟夷，三人均以其领地投鲁。名：用作动词，谓对其姓名加以记载。《春秋左传·昭公三十一年》：“邾庶其、莒牟夷、邾黑肱以土地出，求食而已，不求其名，贱而必书……是以《春秋》书齐豹曰‘盗’，三叛人名，以惩不义，数恶无礼，其善志也。”

[23]五体：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：“上云‘情有五’，此言五体者，言其意谓之情，指其状谓之体，体、情一也，故互见之。”

[24]触类而长之：碰上同类的事物加以扩大。亦即在掌握某一类事物后，通过引申类推掌握其他事物。《周易·系辞》：“引而伸之，触类而长之，天下之能事毕矣。”

[25]二百四十二年：指《春秋》编年起讫的时间。起于鲁隐公元年（前722），止于鲁哀公十四年（前481），共计二百四十二年。

[26]王道：儒家称以仁义治天下为王道。正：正法，正常的法制。

[27]纪：纲纪。

【翻译】

所以揭示出传文的体例有三种，而成为体例的情形有五种。第一种叫用词不多而意义显明，文辞在这里见到，而文义在那里显现，记载他的族名是由于尊重国君的命令，不记载他的族名是由于尊重夫人，梁亡而不记载灭梁的人、在缘陵筑城而不记载筑城的人，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二种叫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，简约其言显示法制，推寻其事以知其例，三个以上的国君会见时不记载会见的地点，事先参与策划的叫“及”，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三种叫文辞婉转而顺理成章，屈曲其辞从其义训，以显示大顺之道，各处采取讳避之辞，说郑伯将璧给鲁国以暂借许田，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四种叫穷尽而不歪曲，直接书写其事，将全部事实写出以显示褒贬之意，在桓公庙的柱子上涂上红漆，在方形椽子上雕刻花纹，周天子向诸侯求取车辆，齐侯向鲁君奉献俘获的戎人，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五种叫警戒邪恶而奖励善良，求名的人名字反而消亡，想要掩盖自己名字的人名字反而被明白地记载下来，齐豹被记载为盗贼，三个叛逆人的名字被记载下来，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推究这五种体格以寻求经传的大义，碰上同类的事情加以引申扩大，附于二百四十二年所行的事实，王道正常的法制，人伦的纲纪这就显得十分完备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