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扬子曰:“范雎,魏之亡命也[1],折胁摺髂[2],免于徽索[3],翕肩蹈背[4],扶服入橐[5],激卬万乘之主[6],介泾阳抵穰侯而代之[7],当也。蔡泽,山东之匹夫也,
颐折
[8],涕唾流沫[9],西揖强秦之相,扼其咽而亢其气,捬其背而夺其位,时也[10]。天下已定,金革已平[11],都于洛阳[12],娄敬委辂脱挽[13],掉三寸之舌,建不拔之策[14],举中国徙之长安,适也。五帝垂典,三王传礼,百世不易,叔孙通起于枹鼓之间[15],解甲投戈[16],遂作君臣之仪,得也。《吕刑》靡敝[17],秦法酷烈,圣汉权制,而萧何造律,宜也[18]。故有造萧何之律于唐虞之世,则悂矣[19];有作叔孙通仪于夏殷之时,则惑矣;有建娄敬之策于成周之世[20],则乖矣;有谈范、蔡之说于金、张、许、史之间[21],则狂矣。夫萧规曹随[22],留侯画策[23],陈平出奇[24],功若泰山,响若坻
[25],虽其人之胆智哉,亦会其时之可为也。故为可为于可为之时,则从;为不可为于不可为之时,则凶。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[26],四皓采荣于南山[27],公孙创业于金马[28],骠骑发迹于祁连[29],司马长卿窃资于卓氏[30],东方朔割炙于细君[31]。仆诚不能与此数子并,故默然独守吾《太玄》。”
【注释】
[1]亡命:逃亡在外。
[2]髂(gé):腰骨。
[3]徽索:捆绑罪犯、俘虏的绳索。
[4]翕(xī)肩:畏惧貌。蹈背:踏其背。
[5]扶服入橐:使扶持而入于橐中。
[6]激卬(yǎng):怒。万乘之主:指秦昭王。
[7]介:间。间其兄弟使疏远。泾阳:秦昭王同母弟。抵穰侯:言范雎间秦王兄弟,扼穰侯之喉,说其是非而代之为相,正当其理。穰侯,姓魏名冉,宣太后长弟也,为秦相,用事甚盛,号为穰侯。
[8]
(qìn)颐折
(è):言蔡泽貌丑陋。
颐,
口向前引。折
,无鼻梁。
[9]涕唾流沫:口鼻之中常有涕唾流沫。
[10]“西揖”几句:秦昭王四十一年(前221),秦封范雎以应,号为应侯。言蔡泽西入秦,高揖范雎而说之,所以必扼其咽喉,亢绝其气,继其迹而夺其相位,此得之于时。
[11]金革:兵器。
[12]洛阳:西汉高祖都洛阳。
[13]娄敬:汉齐人。以戍陇西过洛阳,劝说汉高祖建都长安,赐姓刘氏,释为郎中,号奉春君,后封建信侯。委辂脱挽:辂,以木当胸以搤车。李周翰注:“娄敬本扼车之人也,高祖所都不便,言便宜,此适时之务也。”
[14]不拔之策:言其策定,不可移。
[15]叔孙通:汉薛人。曾为秦博士。刘邦称帝,通采择古礼,结合秦制,订立朝仪。后为太子太傅。汉王朝制典礼,为其所定。枹(fú)鼓:以枹击鼓,鼓舞兵士士气。叔孙通曾击鼓于行阵之间。
[16]解甲投戈:天下既定,乃解去兵甲,投弃戈戟。
[17]《吕刑》:《尚书》篇名。周穆王命吕侯据夏禹赎刑之法更从轻,以布告天下。因吕侯的后代为甫侯,故《吕刑》又称《甫刑》。靡敝:败坏。
[18]“圣汉”几句:言秦法酷烈,汉兴而萧何制造律法,合其时宜也。权制,临时制定的法令、措施。
[19]悂(pī):谬误。
[20]成周:西周时之东都洛邑。
[21]金:金日
。张:张安世。许:许广汉。史:史慕、史高。金、张、许、史,贵盛同势,若复使谈说之士游于其间,则必狂乱之事兴也。
[22]萧规曹随:萧何作律法之规矩,曹参随而行之不改。
[23]留侯:张良。
[24]奇:谓计有六奇也。
[25]坻
(chí tuí):山崩发出的响声。
[26]若夫蔺生收功于章台:此指蔺相如完璧归赵事,见《史记·廉颇蔺相如列传》。蔺相如持璧入秦,秦王见相如于章台。
[27]四皓:商山四皓。即东园公、绮里季、夏黄公、甪里先生,秦末四老。避秦乱,入商山,为隐士。须眉皆白,故曰四皓。高祖时欲废太子,吕后用留侯计,迎四皓,使辅太子。采荣:颜师古曰:“荣者,谓声名也。一曰,荣谓草木之英,采取以充食。”
[28]公孙创业于金马:此指公孙弘对策金马门。因对策第一,被拜为博士。
[29]骠骑发迹于祁连: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至祁连山,捕首虏甚多。
[30]司马长卿窃资于卓氏:文君夜亡奔相如,卓王孙不得已,分予文君僮百人,钱百万,及其嫁时衣被财物。窃,私取。资,财物。
[31]东方朔割炙于细君:《汉书·东方朔传》:“伏日,诏赐从官肉,太官丞日晏不来,东方朔独拔剑割肉,即怀肉去。太官奏之,上曰:‘先生起自责也。’朔曰:‘受赐不待诏,何无礼也?拔剑割肉,一何壮也;割之不多,又何廉也;归遗细君,又何仁也?’上笑曰:‘使先生自责,乃反自誉!’复赐酒一石,肉百斤,遗归细君。”割炙,割损其炙。细君,妻。
【翻译】
扬雄说:“范雎,是魏国的流亡者,肋骨打断,腰椎受伤,幸免于刑役之苦,诚惶诚恐,经人扶持而装入布袋之中,后来激怒秦昭王,离间秦昭王与泾阳君的关系,扼了穰侯的咽喉,取而代之,以为秦相,这事做得正当其理。蔡泽,原是燕国的平民百姓,长得龇牙咧嘴,鼻梁下塌,口鼻流涎,然而一到西秦,高揖丞相范雎论道是非,无异于扼住别人的咽喉,堵塞他人呼吸,步别人的足迹而夺其相位,这是碰到了机遇。后来,天下大定,兵戈已息,汉高祖将建都于洛阳,娄敬拦车相谏,凭着三寸之舌,献不移之策,于是大汉建都长安,这是看准了形势。五帝规定典章,三王传下礼仪,百世而不可改易,叔孙通原是个行伍中的鼓手,天下既定,丢弃了兵甲,制定了君臣朝仪,这是遇到了机会。《吕刑》已经败坏,秦法极其残酷,大汉建立,需制定临时法令,萧何据时而造律,这是很合时宜的。因此,如果萧何造律于唐虞时代,那是谬误;如果叔孙通造仪于殷夏时代,那是昏聩;如果娄敬献策于成周之世,那是反常;如果范雎、蔡泽游说于金日
、张安世、许广汉、史恭、史高之间,那是疯子。萧规曹随,张良划策之谋,陈平六奇之计,功高犹如泰山,影响无比深远,纵然应归功于这些人的胆识和智慧,但也是他们适逢大有作为的好时机。因此,做该做的事于有所作为的时代,便顺利;做不该做的事于无所作为的时代,就失败。还有像蔺相如在章台大获成功,四皓在南山荣获美誉,公孙弘创业于朝廷上,霍去病显迹于祁连山,司马相如取财于卓王孙,东方朔割肉给妻子,都是时势提供了好机会。至于我,的确不能同这些贤者相提并论,所以只能默默地守着我的《太玄经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