陆士衡
见《叹逝赋》作者介绍。
五等论一首
本文《陆机集》题作《五等诸侯论》。《晋书·陆机传》：“机又以圣王经国，义在封建，因采其远旨，著《五等论》。”李善题解：“五等，公侯伯子男也。言古者圣王立五等以治天下，至汉封树，不依古制，乃作此论。”陆机鉴于秦、魏覆灭的教训，认为应当封建诸侯，以固根基，同时认为封建时也不应“过正”，使诸侯“境土逾溢”，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。封建诸侯的观点，此前曹冏、司马朗等人已曾言及，晋武帝司马炎更将封建变成了现实，在他即位之初，即大封同姓诸侯，仅泰始元年（265）一次就封了二十七王，其中安平王孚的食邑达四万户，此后仍大封不止，成都王颖的食邑高达十万户。因此陆机所言，不过是对现行政策的阿附，并无多少新鲜见《辩亡论》同为传诵人口之作。张溥评云：“《辩亡》怀宗国之忧，《五等》陈建侯之利，北海以后，一人而已。”（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》）
夫体国经野，先王所慎，创制垂基，思隆后叶。然而经略不同，长世异术。五等之制，始于黄、唐，郡县之治，创自秦、汉，得失成败，备在《典》《谟》，是以其详可得而言。
治理国家，这是先王所慎重的，建立政权留传基业，要考虑使后世兴隆。然而治理的手段不同，延长世代的方法有区别。分封五等的制度，开始实行于黄帝、唐尧，建立郡县的制度，创立于秦朝、汉朝，其得失成败，都记载在《典》《谟》当中，因此可以得知它的详情加以评论。
夫先王知帝业至重，天下至旷。旷不可以偏制，重不可以独任；任重必于借力，制旷终乎因人。故设官分职，所以轻其任也；并建五长，所以弘其制也。于是乎立其封疆之典，财其亲疏之宜，使万国相维，以成盘石之固；宗庶杂居，而定维城之业。又有以见绥世之长御，识人情之大方，知其为人不如厚己，利物不如图身；安上在于悦下，为己在乎利人。故《易》曰“说以使民，民忘其劳”，孙卿曰“不利而利之，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”。是以分天下以厚乐，而己得与之同忧；飨天下以丰利，而我得与之共害。利博则恩笃，乐远则忧深，故诸侯享食土之实，万国受世及之祚矣。夫然，则南面之君，各务其治，九服之民，知有定主，上之子爱，于是乎生，下之体信，于是乎结，世治足以敦风，道衰足以御暴。故强毅之国不能擅一时之势，雄俊之士无所寄霸王之志。然后国安由万邦之思治，主尊赖群后之图身，譬犹众目营方，则天网自昶；四体辞难，而心膂获乂。三代所以直道，四王所以垂业也。
先王知道帝业的极端重要，天下的极端广大。广大不可以单独治理，重要不可以独自承担责任；责任重大必须借助他人的力量，治理广大的疆土终究要依靠别人。因此设置官位使各掌其职，目的在于减轻他的负担；同时建立五等的分封制度，目的在于扩散其治国的权力。于是乎建立了划分疆界的分封制度，裁定了有关亲疏的事宜，使万国互相连结，以形成磐石般的坚...
夫盛衰隆弊，理所固有，教之废兴，系乎其人，愿法期于必凉，明道有时而
。故世及之制，弊于强御，厚下之典，漏于末折，侵弱之舋，遘自三季，陵夷之祸，终于七雄。昔者成汤亲照夏后之鉴，公旦目涉商人之戒，文质相济，损益有物。故五等之礼，不革于时，封畛之制，有隆焉尔者，岂玩二王之祸而
经世之筭乎？固知百世非可悬御，善制不能无弊，而侵弱之辱，愈于殄祀，土崩之困，痛于陵夷也。是以经始权其多福，虑终取其少祸，非谓侯伯无可乱之符，郡县非致治之具也。故国忧赖其释位，主弱凭其翼戴。及承微积弊，王室遂卑，犹保名位，祚垂后嗣，皇统幽而不辍，神器否而必存者，岂非置势使之然与！
兴盛衰微隆盛残破，从道理上说本来都是会发生的，教化的废弃兴盛，决定于居上位的人，谨慎的法令最终肯定有不义的时候出现，清明的政治也会有黑暗的时候。所以世袭的制度，其弊病在于强暴的诸侯难于控制；厚遇诸侯的制度，其疏失在于末大而本折；王室因衰弱而被侵害的嫌隙，在夏、商、西周三代末年形成，颓毁的灾祸最终在战国七雄时发生。以前成汤亲...
降及亡秦，弃道任术，惩周之失，自矜其得。寻斧始于所庇，制国昧于弱下，国庆独飨其利，主忧莫与共害。虽速亡趋乱，不必一道，颠沛之衅，实由孤立。是盖思五等之小怨，忘万国之大德，知陵夷之可患，
土崩之为痛也。周之不竞，有自来矣。国乏令主，十有余世。然片言勤王，诸侯必应，一朝振矜，远国先叛，故强晋收其请隧之图，暴楚顿其观鼎之志，岂刘、项之能窥关，胜、广之敢号泽哉！借使秦人因循周制，虽则无道，有与共弊，覆灭之祸，岂在曩日！
到了很快灭亡的秦朝，放弃分封五等的治国之道而任用强国之术，警戒周朝分封的过失，自傲自己得到了天下。使用斧子先从赖以遮蔽的树荫开始，治理国家不明白使下面弱小的害处，国家有吉庆独享其好处，主上有忧患无人与之共除祸害。虽然急速灭亡很快动乱，不一定由一种途径造成，而国家倾覆的灾祸，却实在是由王室孤立造成的。这就是想到了分封五等的小...
汉矫秦枉，大启侯王，境土逾溢，不遵旧典，故贾生忧其危，朝错痛其乱。是以诸侯阻其国家之富，凭其士民之力，势足者反疾，土狭者逆迟，六臣犯其弱纲，七子衢其漏网，皇祖夷于黥徒，西京病于东帝。是盖过正之灾，而非建侯之累也。然吕氏之难，朝士外顾；宋昌策汉，必称诸侯。逮至中叶，忌其失节，割削宗子，有名无实，天下旷然，复袭亡秦之轨矣。是以五侯作威，不忌万邦；新都袭汉，易于拾遗也。光武中兴，纂隆皇统，而犹遵覆车之遗辙，养丧家之宿疾，仅及数世，奸轨充斥。卒有强臣专朝，则天下风靡，一夫纵衡，则城池自夷，岂不危哉！
汉朝纠正秦朝的偏差，给侯王大封土地，境土过于宽广，不遵旧制，所以贾生担忧这样做的危险，晁错痛恨将会发生的叛乱。因此诸侯依仗其封国的富有，凭恃其士人民众的力量，势力雄厚的反叛得急速，土地狭窄的叛逆得迟缓，六臣冒犯朝廷柔弱的纲纪，七子冲撞宽疏的法网，皇祖被黥布叛军所伤害，西京被“东帝”所困危。这是境土广大超过制度所造成的灾祸，...
在周之衰，难兴王室，放命者七臣，干位者三子，嗣王委其九鼎，凶族据其天邑，钲鼙震于阃宇，锋镝流乎绛阙，然祸止畿甸，害不覃及，天下晏然，以治待乱。是以宣王兴于共和，襄、惠振于晋、郑。岂若二汉阶闼暂扰，而四海已沸，孽臣朝入，而九服夕乱哉！
在西周衰微时，王室难以振兴，背叛王命的有七个臣子，触犯王位的有三个王子，继位的国王丢下了九鼎，凶恶的王子占据了天邑，钲鼓之声在都城之外震响，兵刃箭矢在宫廷之内穿流。然而祸患只限于京都地区，灾害并不四处蔓延，天下安然，以太平对付祸乱。因此宣王能在共和年间中兴，襄王、惠王能在晋、郑的帮助下复位。哪里像两汉那样宫内稍微出现骚扰，...
远惟王莽篡逆之事，近览董卓擅权之际，亿兆悼心，愚智同痛。然周以之存，汉以之亡，夫何故哉？岂世乏曩时之臣，士无匡合之志欤？盖远绩屈于时异，雄心挫于卑势耳。故烈士扼腕，终委寇仇之手；中人变节，以助虐国之桀。虽复时有鸠合同志以谋王室，然上非奥主，下皆市人，师旅无先定之班，君臣无相保之志，是以义兵云合，无救劫弑之祸，民望未改，而已见大汉之灭矣。
远思王莽篡逆之事，近观董卓专权之时，亿万民众无不伤心，愚者智者同感悲痛。然而西周却在衰微之中保存了下来，汉朝却在衰微之中灭亡了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难道是当世缺乏像过去那样的臣子，士人没有匡正天子聚合诸侯的志向吗？这不过是因为远大的功绩被不同于以前的时势所屈，雄心被卑弱的势力所挫罢了。所以刚强不屈之士为之扼腕痛恨，终于丧命于仇...
或以“诸侯世位，不必常全，昏主暴君，有时比迹，故五等所以多乱。今之牧守，皆以官方庸能，虽或失之，其得固多，故郡县易以为治”。夫德之休明，黜陟日用，长率连属，咸述其职，而淫昏之君无所容过，何则其不治哉！故先代有以之兴矣。苟或衰陵，百度自悖，鬻官之吏以货准才，则贪残之萌皆如群后也，安在其不乱哉！故后王有以之废矣。且要而言之，五等之君，为己思治；郡县之长，为利图物。何以征之？盖企及进取，仕子之常志；修己安民，良士之所希及。夫进取之情锐，而安民之誉迟，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，在位所不惮；损实事以养名者，官长所夙夜也。君无卒岁之图，臣挟一时之志。五等则不然。知国为己土，众皆我民；民安己受其利，国伤家婴其病。故前人欲以垂后，后嗣思其堂构，为上无苟且之心，群下知胶固之义。使其并贤居治，则功有厚薄；两愚处乱，则过有深浅。然则八代之制，几可以一理贯；秦、汉之典，殆可以一言蔽矣。
有人认为“诸侯世代相传的职位，不一定能长久保全，昏庸暴虐的君主，有时一个接着一个，这是分封五等之所以多乱的原因。现在的州牧郡守，都是官府任用的有才能的人，虽然有时会有失误，但所得还是居多，所以郡县容易治理”。德行美善光明，经常采用贬退提升的措施，属长连帅，都陈述其职守，因而放荡昏庸的君主无法隐藏其过失，这哪里会治理不好呢！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