杜元凯

杜预(222—285),字元凯,京兆杜陵(今陕西西安东南)人。西晋文学家、史学家。魏末,始为尚书郎,转相府参军、镇西长史。入晋,历任河南尹、秦州刺史、度支尚书等职。咸宁四年(278),继羊祜任镇南大将军,太康元年(280),率兵攻克江陵、建业,灭吴,因功进封当阳县侯,还镇襄阳,兴办学校,兴修水利,时人尊为“杜父”。太康五年(284),召为司隶校尉,行至邓县(今邓州)而卒。死后追赠征南大将军,谥成。锺嵘《诗品》将他与王济、孙绰、许询并列下品,评云:“永嘉以来,清虚在俗。王武子辈诗,贵道家之言。”然其诗今已不存。博学多通,时人称为“杜武库”。尤精《春秋左传》,自称有“《春秋左传》癖”。著有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三十卷,为今存最早《春秋左传》注本,收入《十三经注疏》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著录有集十八卷,已散佚。明人辑有《杜征南集》。

春秋左氏传序一首

《春秋左氏传》是以《春秋》为纲的编年史,亦称《左氏春秋》,省称《春秋左传》。其作者和成书时间历来颇多歧说。司马迁说鲁君子左丘明“成《左氏春秋》”(见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),班固据此也说:“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《春秋》,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,以为之传。”(见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),这是最早的一般说法。近人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依据春秋时各国的史料编撰而成。全书分为六十卷,十八万多字,纪事编年从前722年(鲁隐公元年)起,到前468年(鲁哀公二十七年)止,共255年的历史。对春秋时期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外交、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做了比较全面、真实的反映,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。同时记言叙事,颇具特色,代表着这个历史时期散文的最高成就,对于后代散文产生了深远影响。汉代研究《春秋左传》的人不少,杜预意犹未尽,因而作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》,并为《集解》写了这篇序。序文对《春秋》名称的由来、孔子修订《春秋》的情况、左丘明为《春秋》作传的情况、《春秋》及《春秋左传》的体例、特点及自己编撰《集解》和《释例》的情况做了说明,并批驳了汉儒对于《春秋》及孔子的一些说法,具有论述赅明、文辞质朴的特色。

《春秋》者,鲁史记之名也。记事者以事系日,以日系月,以月系时,以时系年。所以纪远近,别同异也。故史之所记,必表年以首事。年有四时,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。
《春秋》,是鲁国史书的名称。记事的史官将事件附于发生事件的这一天,将这一天附于这一月,将这一月附于这一季,将这一季附于这一年。目的是为了记载时间的远近,区别事件的异同。所以史官所记述的,必定把表明事件所发生的年代作为第一件事情。一年有四季,所以交错举出“春秋”二字作为所记史书的名称。
《周礼》有史官,掌邦国四方之事,达四方之志。诸侯亦各有国史,大事书之于策,小事简牍而已。《孟子》曰:“楚谓之《梼杌》,晋谓之《乘》,而鲁谓之《春秋》,其实一也。”
《周礼》的属官有史官,主管报告保存邦国四方所发生的事件,通晓四方的志记。诸侯也各有自己的国史,大事写在连编的竹片上,小事不过竹片木片而已。《孟子》说:“楚国的史书叫《梼杌》,晋国的史书叫《乘》,而鲁国的史书叫《春秋》,其实都是一样的。”
韩宣子适鲁,见《易》《象》与鲁《春秋》,曰:“周礼尽在鲁矣,吾乃今知周公之德,与周之所以王也。”韩子所见,盖周之旧典礼经也。
韩宣子到鲁国去,在那里看到了《易》《象》和鲁国的《春秋》,说:“周礼全都在鲁国了,我今天才知道周公的德行,以及周朝之所以能够统治中国的缘故了。”韩子所看见的,是周朝的旧典礼经。
周德既衰,官失其守。上之人不能使《春秋》昭明,赴告策书,诸所记注,多违旧章。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,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,上以遵周公之遗制,下以明将来之法。其教之所存,文之所害,则刊而正之,以示劝诫;其余皆即用旧史。史有文质,辞有详略,不必改也。故《传》曰:“其善志。”又曰:“非圣人孰能修之?”盖周公之志,仲尼从而明之。
周朝的德政衰败以后,史官丧失了他们的职守。处于上位的人不能使《春秋》的大义显明,讣告策书,众多记载,多有违背旧章之处。孔子根据鲁史典籍已有的文字,考订其真伪而记下它的典章礼制,对上用以遵循周公留传下来的礼制,对下使将来的法令得以显明。其中包含有文教善恶意义的史事,文辞有不能暗寓褒贬之害的,则进行删改加以纠正,以表示劝勉告诫...
左丘明受经于仲尼,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,故传或先经以始事,或后经以终义,或依经以辨理,或错经以合异。随义而发,其例之所重。旧史遗文,略不尽举,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。身为国史,躬览载籍,必广记而备言之。其文缓,其旨远,将令学者原始要终,寻其枝叶,究其所穷,优而柔之,使自求之,餍而饫之,使自趋之,若江海之浸,膏泽之润,涣然冰释,怡然理顺,然后为得也。
左丘明从孔子那里接受了《春秋》经,认为经文是不能加以删改的,所以传文或先在经文前面说明事件的开端,或在经文后面说明事件的终结意义,或依据经文以辨明义理,或错举经文以将原来各自分开而内容相关的经文合写一传。随文义而发,这是其体例所侧重的地方。旧史留下来的文字,略去而不全部引用,原因是这些材料并非孔子编写的重点。身为国家史官,...
其发凡以言例,皆经国之常制,周公之垂法,史书之旧章。仲尼从而修之,以成一经之通体。其微显阐幽,裁成义类者,皆据旧例而发义,指行事以正褒贬。诸称“书”“不书”“先书”“故书”“不言”“不称”“书曰”之类,皆所以起新旧,发大义,谓之变例。然亦有史所不书,即以为义者,此盖《春秋》新意,故传不言凡,曲而畅之也。其经无义例,因行事而言,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,非例也。
其对全书要旨的说明和所陈述的体例,都是治理国家常用的法则,周公留传下来的法度,史书原有的章法体例。孔子沿用这些法则编写《春秋》,以此形成了《春秋》经全书的通例。其显现细微阐明幽隐,裁制而成按义分类的情况,都是根据旧有的体例阐发大义,根据所行的事实以权衡褒贬。各处所用“书”“不书”“先书”“故书”“不言”“不称”“书曰”之类...
故发传之体有三,而为例之情有五。一曰微而显,文见于此,而义起在彼,称族尊君命,舍族尊夫人,梁亡、城缘陵之类是也。二曰志而晦,约言示制,推以知例,参会不地,与谋曰“及”之类是也。三曰婉而成章,曲从义训,以示大顺,诸所讳避,璧假许田之类是也。四曰尽而不污,直书其事,具文见意,丹楹刻桷,天王求车,齐侯献捷之类是也。五曰惩恶而劝善,求名而亡,欲盖而章,书齐豹盗、三叛人名之类是也。推此五体以寻经传,触类而长之,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,王道之正,人伦之纪备矣。
所以揭示出传文的体例有三种,而成为体例的情形有五种。第一种叫用词不多而意义显明,文辞在这里见到,而文义在那里显现,记载他的族名是由于尊重国君的命令,不记载他的族名是由于尊重夫人,梁亡而不记载灭梁的人、在缘陵筑城而不记载筑城的人,这类记载就属于这种情况。第二种叫记载史实而含蓄深远,简约其言显示法制,推寻其事以知其例,三个以上...
或曰:《春秋》以错文见义,若如所论,则经当有事同文异而无其义也,先儒所传皆不其然。答曰:《春秋》虽以一字为褒贬,然皆须数句以成言,非如八卦之爻,可错综为六十四也,固当依传以为断。
有人问:《春秋》通过不同的文辞显示文义,如果像你所论述的那样,那么经文中当有事情相同文辞不同而不能显示文义的地方,先儒所传却都不是这样。回答是:《春秋》虽用一个字来表示褒贬,但都须数句相连以成为言辞,不是像八卦的爻那样,可以交错综合成为六十四卦,所以本来就应当依据传文做出判断。
古今言《左氏春秋》者多矣,今其遗文可见者十数家,大体转相祖述,进不成为错综经文以尽其变,退不守丘明之传。于丘明之传有所不通,皆没而不说,而更肤引《公羊》《穀梁》,适足自乱。预今所以为异,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。经之条贯,必出于传;传之义例,总归诸凡。推变例以正褒贬,简二传而去异端,盖丘明之志也。其有疑错,则备论而阙之,以俟后贤。然刘子骏创通大义,贾景伯父子、许惠卿,皆先儒之美者也。末有颖子严者,虽浅近,亦复名家。故特举刘、贾、许、颖之违,以见同异。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,比其义类,各随而解之,名曰《经传集解》。又别集诸例,及地名、谱第、历数,相与为部,凡四十部,十五卷,皆显其异同,从而释之,名曰《释例》。将令学者观其所聚,异同之说,《释例》详之也。
古今研究《左氏春秋》的人多了,留下来的著述现在能看到的有十多家,进不能成为交错综合经文大义的著述,以穷尽其变化,退不能遵循丘明的传文之义。对丘明传文有不通的地方,都隐没而不加以解说,而更肤浅地引用《公羊》《穀梁》的说法,这样做适足引起自乱。所以现在杜预要走另一条路,专门研究丘明的传文用以解释经文。经文的系统,必体现在传文之...
或曰:《春秋》之作,《左传》及《穀梁》无明文。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,修《春秋》,立素王,丘明为素臣。言《公羊》者,亦云黜周而王鲁,危行言逊,以避当时之害,故微其文,隐其义。《公羊》经止获麟,而《左氏》经终孔丘卒,敢问所安?
有人问:《春秋》写作的时间,《左传》及《穀梁》没有明文记载。论说的人认为仲尼从卫国返回鲁国,编撰《春秋》,自立为素王,以丘明为素臣。研究《公羊》的人,也说孔子贬弃周王而尊崇鲁君,行为正直言语谦顺,以躲避当时的祸害,所以隐约其文辞,隐晦其文义。《公羊》经写到鲁哀公十四年获麟时为止,而《左氏》经写到鲁哀公十六年孔丘死为止,请问...
答曰:异乎余所闻。仲尼曰:“文王既没,文不在兹乎?”此制作之本意也。叹曰:“凤鸟不至,河不出图,吾已矣夫!”盖伤时王之政也。麟凤五灵,王者之嘉瑞也。今麟出非其时,虚其应而失其归,此圣人所以为感也。绝笔于“获麟”之一句者,所感而起,固所以为终也。
回答说:这同我所听到的情况不相同。仲尼说:“周文王死后,文化遗产不都是在我这里吗?”这是他要写作《春秋》的本意。孔子又感叹说:“凤凰不飞来了,黄河中也不出图了,我这一生大概要完了吧!”这是感伤当时周王的政治。麟、凤等五种灵异的鸟兽,是天子的祥瑞。现在麟出现的不是时候,空有其瑞应而失去了它的正常归宿,这是圣人之所以为之感伤的...
曰:然《春秋》何始于鲁隐公?答曰:周平王,东周之始王也;隐公,让国之贤君也。考乎其时则相接,言乎其位则列国,本乎其始,则周公之祚胤也。若平王能祈天永命,绍开中兴,隐公能弘宣祖业,光启王室,则西周之美可寻,文武之迹不坠。是故因其历数,附其行事,采周之旧,以会成王义,垂法将来。所书之王,即平王也;所用之历,即周正也;所称之公,即鲁隐也,安在其黜周而王鲁乎?子曰:“如有用我者,吾其为东周乎?”此其义也。
问:但《春秋》为什么从鲁隐公开始记载呢?回答是:周平王,是东周的第一个帝王;鲁隐公,是一个将国家让给别人的贤君。考查鲁隐公在位的时间刚好同周平王互相衔接,谈及鲁隐公的地位则是一列国的诸侯,追寻他的开始,则他是周公福祚所延续的后代。如果周平王能祈求苍天永保国运,继承先王之业使国家得到中兴,鲁隐公能扩大发扬祖业,光大振兴周王室...
若夫制作之文,所以彰往考来,情见乎辞,言高则旨远,辞约则义微,此理之常,非隐之也。圣人包周身之防,既作之后,方复隐讳以避患,非所闻也。子路使门人为臣,孔子以为欺天。而云仲尼素王,丘明素臣,又非通论也。
至于圣人写作文章,目的在于显明过去考察将来,感情显露于文辞之中,立言高妙则旨意深远,文辞简约则含义隐微,这是通常的道理,不是有意要使意义隐晦。圣人防备祸患周遍全身,已经写作之后,才又隐晦其意以避祸患,这种事没有听说过。子路让孔子的学生对孔子奉行臣礼,孔子认为这是欺骗上天。而说孔子自称素王,称丘明为素臣,这也不是通达的议论。...
先儒以为制作三年,文成致麟,既已妖妄;又引经以至仲尼卒,亦又近诬。据《公羊》经止获麟,而《左氏》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数,故余以为感麟而作,作起获麟,则文止于所起,为得其实。至于反袂拭面,称吾道穷,亦无取焉。
先儒认为孔子花了三年时间写作《春秋》,完成后招致麒麟出现,这种说法已属妖妄;引经文又一直引到孔子死去,这也是近于欺骗。根据《公羊》经写到获麟为止,而《左氏》未将小邾射列入三叛人之数的事实,我认为《春秋》是因孔子有感于麒麟出现而作,从获麟的时候开始写,写到获麟时为止,这才算是真实的情况。至于孔子撩起袖子擦脸上的眼泪,说自己就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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