卜子夏

卜商(前507—?),字子夏,春秋末卫人,一说晋人。孔子弟子,小孔子四十四岁,以文章博学见《诗》教,明于《春秋》大义,兼通《易》《礼》。曾与孔子讨论《诗》,颖悟有得,孔子赞叹说:“起予者商也!始可与言《诗》已矣。”(《论语·八佾》)仕鲁,曾为莒父宰。孔子死后,居西河(在今陕西合阳一带)讲学,李悝、吴起皆出其门下,魏文侯也咨以国政,待以师礼。丧子,哭之失明,卒。

毛诗序一首

序(一作“叙”),指序文,是对一部书或一篇诗文的写作缘由、内容或体例等进行说明的文字。上古时代的书序都是放在书的后面的(如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《汉书·叙传》等),魏晋以后才逐渐移到了书的前面。

《诗经》经秦火焚毁后,到汉代传授的有鲁、齐、韩、毛四家。东汉末年,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,习者渐多,其后三家诗亡佚,独毛诗得大行于世,就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本子。毛诗于《诗经》各篇均有序,称小序,独在《国风》首篇《关雎》小序的下面,尚有一段较长的文字,比较全面地阐述了诗歌的性质、特征,《诗经》的内容、分类、社会作用和表现手法等问题,称为《诗大序》。郑玄《诗谱》认为《大序》是孔子弟子子夏所作,但实际上可能不作于一时一人,最后写定当不晚于西汉初期。《大序》是对先秦以来儒家诗论的一个总结,在古代文论、《诗经》研究及古代诗歌创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,直到今天,其中的某些认识仍不乏借鉴意义。当然,《大序》也反映了封建阶级利用诗歌为本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,其历史局限性也是十分明显的。

《关雎》,后妃之德也,《风》之始也。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。故用之乡人焉,用之邦国焉。风,风也,教也;风以动之,教以化之。
《关雎》,歌咏的是后妃的美德,是《国风》的第一篇。是用来教化天下而使夫妇间的伦理关系得到匡正的。所以它被乡大夫在合乐时使用,被邦国诸侯在宴饮臣下宾客时使用。风,就是讽喻,就是教化;用讽喻来感动人们,用教化来感化人们。
诗者,志之所之也,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而形于言,言之不足故嗟叹之,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,永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,足之蹈之也。
诗,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,在内心里是思想感情,用语言表现出来就是诗。内心感情激动就表现在语言上,语言不足以表现就发出嗟叹,嗟叹不足以表现就要引声长歌,引声长歌还不足以表现,就不知不觉地要手舞起来,脚跳起来了。
情发于声,声成文谓之音。治世之音安以乐,其政和;乱世之音怨以怒,其政乖;亡国之音哀以思,其民困。故正得失,动天地,感鬼神,莫近于诗。先王以是经夫妇,成孝敬,厚人伦,美教化,移风俗。
情感抒发出来成为声音,五声配合、如彩色交错成文就叫音乐。太平盛世的音乐安宁而欢乐,它的政治平和;乱世的音乐哀怨而愤怒,它的政治反常;亡国的音乐悲哀而忧愁,它的人民困苦。所以纠正得失,感动天地,感化鬼神,没有能够超过诗的。先王用它来使夫妇关系合于常道,形成孝顺父母、尊敬师长的风气,使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长幼、朋友之间的关系笃厚...
故诗有六义焉:一曰风,二曰赋,三曰比,四曰兴,五曰雅,六曰颂。上以风化下,下以风刺上。主文而谲谏,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以戒,故曰风。至于王道衰,礼义废,政教失,国异政,家殊俗,而变风、变雅作矣。国史明乎得失之迹,伤人伦之废,哀刑政之苛,吟咏情性,以风其上,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。故变风发乎情,止乎礼义。发乎情,民之性也;止乎礼义,先王之泽也。是以一国之事,系一人之本,谓之《风》;言天下之事,形四方之风,谓之《雅》。雅者,正也,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。政有小大,故有小雅焉,有大雅焉。颂者,美盛德之形容,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。是谓四始,诗之志也。
所以诗有六义:一是风,二是赋,三是比,四是兴,五是雅,六是颂。天子诸侯用诗教化臣民,臣民用诗讽刺天子诸侯。通过文辞委婉含蓄地进行劝谏,言之者无罪,闻之者足以引为鉴戒,所以说风。至于王道衰微,礼义废弃,政教丧失,国家的政治发生变化,家庭的风俗出现不同,这样变风、变雅就产生了。王室史官明白得失的迹象,悲伤人伦的废弃,哀痛刑法政...
然则《关雎》《麟趾》之化,王者之风,故系之周公。南,言化自北而南也。《鹊巢》《驺虞》之德,诸侯之风也,先王之所以教,故系之召公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,正始之道,王化之基。是以《关雎》乐得淑女,以配君子,忧在进贤,不淫其色,哀窈窕,思贤才,而无伤善之心焉,是《关雎》之义也。
那么从《关雎》到《麟之趾》所表现的教化,是天子的教化,所以系之于周公。所谓南,是说教化从北方扩展到南方。从《鹊巢》到《驺虞》所表现的道德,是诸侯的教化,展示先王进行教化的缘由,所以系之于召公。《周南》《召南》中的诗篇,是端正王道的开始,是建立王者教化的基础。所以《关雎》高兴得到善良的女子,以之匹配君子,思虑的是进用贤才,不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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